石峁遺址
石峁遺址是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於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鎮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可能是夏早期中國北方的中心。石峁遗址面积约425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这个石城壽命超過300年。碳14年代测定，初步确定了石峁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200年-1900年間。
石峁皇城台高级墓地古DNA结果
根据吉林大学生命科学科研团队的研究显示，石峁遗址非祭祀坑提取的两例父系古DNA分别为C2e1b2（C系南支，在现代汉族占比10%）和O2a2b1a（现代汉族主流类型），母系线粒体DNA则分别是G2a1（华北偏西）和D5a2（华北偏东），这表明，石峁古城当时生活着至少有农耕和游牧两个不同部族，这也与考古发现相吻合。石峁人源自南方人群北上（仰韶人），其基因在现代汉族中的高频，又表明石峁此後重新南下参与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并一度成为历史长河的胜利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分别通过先进的碳十四测定技术和古DNA技术，对石茆遗址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吴小红教授團隊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外城东门址、内城后阳湾、呼家洼等地採集了包括白灰地面、炭化木材、炭化种子、人骨等上百个测年样品，并使用碳十四测年技术进行了测定。通过对样品的分析，研究团队成功地得出了石茆遗址的年代学研究成果，為石茆遗址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则通过古DNA技术，对陕北及山西晋南地区的多个遗址所出土人骨材料进行基因测序。付巧妹的古DNA检测结果被宁超、王传超、崔银秋等人共同发布了论文《Ancient genomes from northern China suggest links between subsistence changes and human migration》，根据该论文的信息披露，石峁皇城台编号为SM-K4-1的个体，父系单倍群类型为N1-F963（因为古DNA降解问题测的不是太深，实际可能为N1-CTS2959，姬周王族上游类型)，母系为A-a1，母系A-a1a是石峁皇城台人群核心类型，在河南青台仰韶文化遗址、陕西府谷寨山石城遗址、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西周阿里地区札达县格布赛鲁遗址等地区都测到过，是典型的西北地区母系。
姬周王族的父系单倍群遗传标记的确认 2021年8月20日，以马鹏程为第一作者，在《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遗传与基因学杂志”）发表了《Ancient Y-DNA with reconstructed phylogeny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paternal haplogroup N1a2-F1360》的论文。 文中发布了距今2700年前山西长治市黎城县西关周代墓地的两個古代DNA個體信息，两个贵族人骨均为N1a2b1a1a2-F710下的子类型。 这是姬周王族首个公开的数据，周王家族属于N1a2b1a1a2-F710下游子类型已经实锤。 【注：此前已有山西长治市长子县西南呈姬姓周墓的数据在考古年会上非正式发布，周王家族的另一支系毕公家族墓，属于N1a2b1a1b2a-F1998，文少卿教授）
中科院古DNA实验室的研究则显示，在9500年前，南方人群和北方人群基因出现分化，8000年前时，南北方人群基因出现双向影响（交流融合），但到4000多年前时古南方人群基因比例下降较多，古北方人群成分占据主导，这意味着，在石峁所处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大量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群向南迁徙的情况。
石峁出土的陶器已经证实與西伯利亚欧亚草原的陶器不存在任何联系，但石峁所出土的牙璋却被二里头所传承，并成为了夏文化的标志物。 综上可知，石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在体质人类学上与陶寺更为亲近，其超强的防御体系主要是为了防御东北方的族群（欧亚游牧族群），并在此后上演了与陶寺的“南北朝时代”，此后一路南下，直接参与了夏文明的创立。
一件高60.3厘米的雙面人面石柱。石柱前后兩面都雕刻著人面形象，凸目，高鼻，厚唇，表情威嚴神秘。這是石峁皇城台出土石雕中的精品，採用了浮雕、圓雕、陰刻等多種技法，其造型體現出多元文化的復合，並對商周青銅器的造型裝飾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石峁玉器聞名於世，是河套地區集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影響最廣的遺址，其種類豐富，制作精美，達到了同期文化的最高水平。此次展覽展出了石峁遺址出土的牙璋、玉鉞等玉器。“藏玉於牆”是石峁文化極為特殊的現象。在城牆修建過程中，石峁人將玉器嵌入牆體或埋入牆根。專家認為這可能是一種“賄神”行為，表現了石峁統治者希望城址安穩永固的強烈願望，其巫術特征大於禮儀特征。
展廳裡的一組骨質口簧也是石峁考古的重要發現。口簧是漢唐鐵簧、明清口琴的前身，由簧鞘、簧舌及拉線等組成，通過撥動彈性簧舌發出的基頻音及其諧波音來演奏曲調。石峁皇城台共出土20余件骨質口簧，制作於距今約4000年前，是目前國內所見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的弦樂器。有學者認為，骨簧樂律可能對石峁上層控制周邊區域、維持社會穩定和維系區域整體穩定等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石峁遺址還出土了大型陶鷹、銅鏃、卜骨等文物。
“其超大型城址、宏大的建筑、複雜的宗教現象、精美的玉器，及其與周鄰聚落形成的多層級關系，都表明在4000年前，以石峁遺址為中心的河套地區形成了高度複雜的社會文明。”
黃河文明的核心標識
陶寺文化與石峁文化的絕對年代大致吻合，兩者隔河相望，南北呼應，既有不同又有聯系。
“陶寺與石峁這兩大都邑性遺址，除了因地理條件的不同，城址建設存在夯筑與石筑的差異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規劃、城址結構、夯筑技術、用玉制度、彩繪圖案、殺戮祭祀、鑄銅技術等方面顯示出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這種關系遠非承前啟后、敵我對峙等簡單認識能夠概括的。”
孫周勇說。 此次展覽展出了陶寺和石峁遺址出土的部分陶器，面貌相似度很高。“陶寺土鼓、陶鈴、扁壺等典型陶器，在石峁遺址所在的陝蒙地區也有發現。”
張慧國告訴記者，“陶寺早期流行的炊器以釜灶為主，中期受石峁文化影響突然出現陶鬲，並在晚期逐漸增多。”
以黃河為紐帶形成的大河文化，在漫長的碰撞、裂變、融合中，產生了以陶寺和石峁等文化為代表的早期國家文明，推動了中華民族最早共同體的誕生和最初中國的演進歷程，奠定了中國社會綿延不斷、多元一體的歷史發展格局。
石峁遺址的牙璋，應該是由外傳入，非本地工作。
仰韶時代先民北上內蒙古創造了老虎山文化後，又在龍山文化時期重新南下，參與中原文明構建的產物。二里頭文化的綠松石龍形器，可以在石峁遺址的城牆上找到原型。
陶寺晚期曾受大型建築被毀，大墓遭到人為的破壞襲擾。
陕北五庄果墚组（Wuzhuangguoliang）和陕北石峁组（Shimao）情况类似，表现为不程度的古西北和古中原的混合。其中，庙子沟组相对更接近古中原类型，石峁组更接近古西北类型。
農業為主，牧業為輔。
